父亲节丨黄培父亲是我童年时期的偶像_发展历程_CBA

作者简历

青年时期的作者

黄培，年出生，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统计系，高级统计师。曾任国家统计局调研员，《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编辑部主任，为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现已退休。

原题我的父亲清华大学教授黄熊作者：黄培父亲黄熊（～年）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激励我们奋发进取，他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引导我们认知世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培养我们道德情操的范式。父亲是我童年时期的偶像，少年时期的榜样，青年时期的师友。父亲用自己广博坦荡的胸怀，默默无闻的慈爱，无私奉献的品格，寓于无形的情感，“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姐弟的人生，使我们健康幸福地成长。

父亲黄熊年轻时的照片

一去西南联大上学父亲年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南海。他父亲黄仕强，年轻时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科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毕业后在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计课工作，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任职，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年因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提供了日军运送粮食的情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拷打至死，曝尸街头。为了让我们记住这段家仇国恨，从小时候起，父亲就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父亲从小勤奋好学，在教会创办的香港培正学校完成了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数理化基础与英语语言基础。高中毕业时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山河及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父亲与4名本校高三男生，在抗日爱国热忱以及民族凝聚力的吸引下，在澳门培正中学（香港培正中学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迁到澳门继续办学）校方的鼓励下，在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下，决心回到祖国内地昆明，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抱负。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最艰难的阶段，海军、空军已全部拼光，陆军亦损失惨重。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出海口全部被日军占领。为了躲避日军的抓捕和飞机轰炸，父亲他们5人从香港到昆明，一路餐风沐雨，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艰难前行。不幸在崇山峻岭中遭遇土匪的抢劫，财物被劫掠一空，没钱不能报名参加考试，只好集体返回香港。

父亲在国立西南联大的学生注册片

年父亲再次长途跋涉去昆明赶考，被西南联大工学院录取。战时大学是西南联大的根本属性，学生的学业与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父亲告诉我们说，20世纪40年代，钢铁、建筑和机械三大产业是建立工业强国的基础，为实现“孕育于民族屯蹇(jian)之际，辉煌于复兴大业之中”的理想，他选择在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就读。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工学院为使学生毕业出去能够为抗战作具体而实际的工作，开设了多门适合战争需要的临时课程，诸如《飞机场设计》《军用桥梁设计》《堡垒工程》《兵器学》等。父亲认为学习这些课程更能实现自己“千秋耻，终当雪”的抱负，于是转学到土木工程学系，并终身从事土木工程的工作。

年寒假，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学生在昆明大观楼做水文测量实习，前排左起两个水文测量仪中间穿白上衣者为父亲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始终坚持的校训。在那里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群体，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传承经典，延续文脉，使学生受到了扎实的通才教育与专业培训。父亲说，西南联大并不因为战争影响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规定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所以他上课从不敢掉以轻心，都是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地做笔记。诸如结构学，是清华土木工程学系三年级学生在所有课程中最为重视的一门功课，难度相当大，同学们莫不专心聆听。老师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每周一次随堂小考，每月都有月考，同学们都认为是道难关。学期结束时的大考，要想获得高分更属不易，他考试的分数就不是很高。

父亲（中）与同学在国立西南联大校门前

与抗战前的大学环境相比，西南联大的教学条件相当简陋，但是学校从未间断过教学实践、科学研究、课外考察与社会实习等活动。那时工学院实习课很多，大一学生每周有一个下午要去工厂实习，诸如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工学院试验课也很多，由于物质缺乏，条件艰苦，为了节省试验设备及用品，所开设的试验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认定必不可少的。实验前学生必须预先详细的制定出实验步骤送审，一次不行打回重审，直到老师认可方能做实验。做实验时如果测量数据达不到要求的精度，老师拒绝签字就必须重做。

父亲参加年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水文测量

在这样艰苦苛刻的环境下，学生都能自觉地执行这些严格的程序，因为他们都是在用上前线打仗的劲头来读书的。这样逼出来的硬功夫，练就了严谨认真的学风。土木工程学系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参加建筑勘测设计的社会实践。年寒假父亲参加了在昆明大观楼做水文测量的实习，还参加过其他工程的勘探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实习，使父亲懂得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重要性，永铭不忘。

参加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水文和桥梁测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飞虎队（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建在了层峦叠嶂的昆明，成为越过“驼峰航线”从印度向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当时陈纳德将军说服国民政府，在中国建立密集的飞机场以供空军飞机随时起降。在修建机场时，除建跑道外，还要建机场塔台（指挥台）、维修车间、加油站以及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等，急需大量的中国专业技术人员和英文翻译，尤其需要有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人员。父亲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暑假参加了巫家坝美军机场的建设，担任绘图员。一次他负责设计的工程图纸摆在桌上，恰好被一位美军黑人士兵看到，翘着大拇指赞叹不已，他告诉父亲说：“美国飞虎队最初是由志愿援华的原美国空军、陆军航空兵的退役官兵组成，许多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没想到机场建设这么复杂，中国年轻人太了不起了。”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合作下，“驼峰航线”后来成为了中国的“生命补给线”，为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父亲在西南联大教室前

年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在湖南醴陵的浙赣铁路做实习生，年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助教兼院长秘书。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标准化协会工程建筑标准化委员会木结构技术委员会委员。一生教书育人35载，一直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工程设计和生产实践第一线，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工程师和高层次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参加过多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和更新改造项目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为我国土木工程学科、建筑结构可靠度教学及研究，对我国近代建筑木结构设计理论及大跨度木结构施工技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著有《屋顶竹结构》《结构可靠度》等专著，编有《木结构设计规范》等。二与书籍的缘分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他渊博的学识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来源于他的勤奋与刻苦。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备课、撰写文章、课题研究、工程设计时，都要阅读很多的书籍，即使在十年浩劫当中也没有停止过。在他的书桌上，永远搁着几摞中文书和外文书。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就开始看外语书；晚上我们已经睡着了，他还在“开夜车”查找各种技术资料，似乎他与书籍相伴的时间比我们还长。父亲不但喜欢读书，而且喜欢买书和藏书。我们家住在清华照澜院时，家里的藏书已经很多了。搬到17公寓时，父亲的藏书扩展到他房间的一面墙，他的藏书像宝贝一样不允许我们随便翻阅。但是父亲不满足于现状，还要不断地吐故纳新。每次全家人进城，父亲很少陪母亲买东西，总是下了公交车就直奔书店。先去新华书店，然后去外文书店和中国书店，最后提着厚厚的一沓书满载而归。十年内乱开始后，母亲蒙受了不白之冤，全家五口人分散在江西和内蒙古五个地方接受“再教育”。父亲为了保护他的那些藏书，硬是顶住工宣队提出的“腾出住房”的压力，没有上交家门钥匙。后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进一步深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差，我们家被迫搬进新林楼，居住面积缩小了一半。为了扩大活动空间，家里除了衣柜、书桌和双人床等固定家具之外，其他都换成了折叠家具，书柜也不得不卖掉，可是父亲的藏书没舍得扔掉一本，整齐地码放在床底下。在那场运动中无论清华多么乱，父亲的藏书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他解除内心苦闷与困惑的良药。粉碎“四人帮”后母亲的冤案昭雪，我们家搬进西44楼的三居室，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的藏书寻找安身之地，买了一排带玻璃拉门的书柜。看着摆放整齐的藏书，父亲眉开眼笑，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翻阅自己的藏书了。那些年，父亲还根据我们姐弟的不同年龄，买了门类众多的小人书，当年我家小人书的储量，在清华小朋友中也算小有名气。家住17公寓号的邻居童蔚（弟弟黄圻的发小，现在是诗人、作家、画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到黄圻家看小人书》。其中写到：童年时期，我对楼上号的小朋友黄圻家，居然有一书柜的小人书。在我眼里，那就是藏宝屋。隐约记得，我在他家看过《鲁滨逊漂流记》……我坐在地毯上看书，这似乎也让我领悟到与我家不同的“奢华”气氛。看书的愉快是难以形容的，耳畔不时传来楼下家人叫我回家吃饭的呼喊声……那时，我不会问任何人借小人书，我从心底里意识到，小人书是万万借不来的；有小人书，似乎代表着高贵……三教书育人35载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工作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个老师。上世纪60年代前期，清华大学正在开展教育改革，鼓励教师使用英语授课。父亲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精通英语，他积极响应号召，成为清华最早使用英语授课的教师之一。为此，清华教务处在清华第二教室召开了全校教学工作的观摩课，要求各系派老师和教务人员前去听课，评议打分。晚上回到家，我听到在教务处工作的母亲对父亲说：“大家一致反映你授课时板书清楚，英语纯正，条理清晰，举例深入浅出，受到好评……不足之处是你讲英语的速度比较快。个别学生反映他们既要倾听英语，又要理解课堂知识，思路跟不上……”这是我对父亲教学工作的一个清晰的印象。那时父亲除了备课与写书，还时常趴在书桌上，在一些建筑工程设计图上挪动着计算尺，计算着什么，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承担了学生的毕业设计和生产实习等教学实践活动，他在细心地修改学生的设计方案，精心地核对每一个数据，而这些工作比他自己搞建筑设计费时费力多了。那时便携式计算器还没有发明，父亲总是用一根可以收缩的高精度计算尺拉来拉去。后来CASIO高级计算器问世，国内没有卖的，父亲就托在国外的姑姑帮他买了一台工程用的计算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清华作为“教育革命”的主要实践基地，教学对象全部是被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其中，不乏有“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像父亲这些被列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学术权威”，一方面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的改造；另一方面还要向他们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角色在被教育者与教育者之间不停地转换。但是父亲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备课，深入浅出地授课，表现出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父亲看到有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低，不要说设计建筑工程图纸，就是完成课堂作业都很吃力，就主动提出为那些学生补习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程。曾经让我给他借来四五个版本的中学教科书作为参考资料。备课时还问我：“这样有的放矢地讲课，同学们应该能听懂吧？”他对学生如此关怀备至，就是希望他的学生即使在那“读书无用论”风行的社会环境下，也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荒废在清华读书的大好时机，毕业后能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有一位兵团战友是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土建系念书，她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一天他们班有两堂课由父亲讲授，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议论。“同学们！你们看课程表了吗？下堂给咱们讲课的老师叫黄熊！”“他怎么叫黄熊呀？黑熊、棕熊、白熊、黄熊……!”“那……黄熊一定长得特别的胖，体型与狗熊一样，要不然他父母怎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呀！”……由于学生议论的声音很大，恰好被从教室外面走进来的父亲听到，他边往讲台上走，边幽默风趣地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黄熊，你们看我长得像狗熊吗？”同学们轰的一声都笑了，尴尬的局面一下子就缓解了。那位战友是佩服父亲的睿智和豁达，作为故事讲给我听的。当我告诉这位战友：“黄熊就是我父亲”时，她连连道歉并一再解释说：“我们班同学都喜欢你父亲，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谦和包容，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最后还补充说：“你父亲长得真精神，相貌好像电影演员孙道临。”父亲教书育人35载，辛勤耕耘，把土木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他关心学生，帮助学生，与学生亦师亦友，受到师生们的好评。许多学生毕业之后，还与他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经常请他提供帮助，请教有关的学术问题，父亲无不鼎力相助。改革开放后，高校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一些工农兵学员请父亲帮助写推荐信，其中也有曾经对他出言不逊的学生。父亲不计前嫌，不但写推荐信，还建议考分达不到清华录取线的学生报考其他院校，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宽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父亲一生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木结构课程的主讲教师，是我国老一辈木结构专家和第一代木结构课程教授。他结合古今中外著名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和施工技术特点，多次撰写了适合清华工民建、建筑系、水利系等专业需要的木结构课程教材，编写习题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新型建筑材料的问世，他不畏“走白专道路”的批评，及时追踪国际先进的工程设计技术，根据木结构领域的技术发展与需要，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宏阔贯通的视野和深层拓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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